这是一篇颇具深度与内涵的文章，其核心观点源自一本已绝版的佳作。
出身于东京的堀田江理（Eri Hotta）女士，历经日本、美国及英国的教育熏陶，此后亦在牛津、东京与耶路撒冷等地担任教职，其学术专长专注于国际关系领域。
堀田江理细致地回顾了二战爆发前八个月的历史脉络，深入剖析了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的来龙去脉。
该计划的决策历程，以及1941年日本政府所遭遇的棘手困境。
自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，国力日渐凋敝，人力与有限资源均告枯竭，经济状况亦持续恶化。
日本统治阶层对于是否持续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存在着严重的分歧，甚至在军方高层中，也有不少持不同意见者。即便在主张强硬的军方派别内部，也有人坚信，一旦与美国爆发冲突，日本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失败。
为何军人士、文职人员、外交官乃至天皇本人，会将国家与国民卷入非必要的风险与困境？
……
面对这些疑问，我们深入挖掘了大量至今未曾公之于众的日文原始资料，揭示了那些将国家引向灾难的疑点人物、幕后策划者以及所谓爱国者的动机与行为。文章展现了当一国的政治体系陷入瘫痪时，可能引发的全球性风险，并生动描绘了理性如何被淹没的过程。人人懂，却无人敢直言。众皆寄望他人挺身而出，而自身仅随声附和，此般行为最终往往导致集体灾难的酿成。收录于《日本大败局》。
1941年12月7日，日军偷袭珍珠港。
在战术层面，日本人实现了巨大的胜利，然而在战略层面上，他们的行动却如同自取灭亡。
同时在中国战区陷入困境，又与美国结下梁子，这样的决策实在缺乏理智，他们难道不是疯子吗？
1941年10月16日，近卫文麿首相宣布辞去职务。翌日，天皇陛下亲自召见东条英机，委以首相重任，此举令东条英机颇感意外。
在近卫内阁之中，陆相东条英机成了众人眼中的难题。他坚定主张对美采取强硬立场，在决策层内，众人皆知东条所言非实。纵然与美开战，所依赖的亦乃海军之力，而非陆军。且显而易见，日本绝无可能赢得这场战争。
据估算，彼时美国的石油产量远超日本逾500倍，生铁产量是其20倍，铜产量是其9倍，铝产量更是达到其7倍之高。美国整体工业产量更是超过了日本的74倍。
若爆发战争，日本每年将遭受140万吨战舰的损失，这一数字远超其补充能力。至第三年，所有民用船只恐将不复存在。
近卫文麿，出身于显赫的贵族世家，行事常显踌躇，力求取悦各派势力。然而，陆军与海军在争夺资源的过程中，对近卫施加了极大的压力。东条英机则巧妙地运用了一招：频繁打出“反美”的旗帜。
在日本军国主义盛行的时代，“反美”被视为“爱国”，拥有天然的道德正当性，其影响力远胜于逻辑。
众多中层军官普遍倾向于支持东条，他们多出身于平民之家，面对晋升的局限，他们坚信主和派官员应全部离职，以便他们能无所顾忌地大展拳脚。
彼时，日本决策层普遍处于恐慌之中，深怕被激进的年轻人误解，无人敢公开发表反战言论。在东条英机的步步紧逼下，近卫文麿无奈只能采取拖延策略，然而东条却使出了杀手锏：设定解决问题的最后期限。
随着倒计时声的响起，近卫文麿果断地放弃了手中的职务，递交了辞职书。
将东条英机推上权力巅峰，实则暗藏心机：借此让他体验一下近卫文麿的处境，试探他是否还敢与美国展开冲突？
将东条英机推至前台之后，东条亦感到了困扰。
源于“七七事变”的困扰，日本陆军曾误判形势，以为只需数月便能在对华战争中取得胜利。然而，他们未曾料到，自己竟陷入了漫长的泥潭。这场战争不仅耗尽了我国的物资和人力资源，甚至到了拆解皇宫铁栏、将其投入炼钢炉的地步。
摆脱责任追究的绝佳策略，便是采取积极的行动。陆军于是萌生了一项激进的构想：发起了对东南亚的攻势。
东南亚地区盛产橡胶与锡矿，其资源足以对荷兰东印度公司所掌握的石油资源构成威胁，并有可能切断中国物资的供应渠道，进而迫使蒋介石政府屈服。
那里是殖民地，美国不能坐视。
果不其然，日军一踏上征程，美国随即宣布石油禁运，日本顿时陷入恐慌之中。其储备的石油仅能维持一年，迫使他们不得不迅速向美国屈服。
事实上，美国亦有意与日本寻求和解。在此之际，罗斯福已下定决心对德国展开战争，他不愿同时与日本交战，因此愿意放弃部分实际利益，以保持道德上的优势。
东条英机更在意维护自己的面子，以确保他在“反美”的表演中不会露出破绽。在条约的措辞上，他故意设置了许多复杂的表达，对于细节问题也绝不妥协。
事实上，美国曾提出了一项包含重大让步的方案，然而，日本方面似乎未能充分理解其内容。即便在谈判的最后关头，日本亦提出了一份让步的提议，但遗憾的是，美国人同样未能正确解读。
直至日本军机升空的刹那，和平之门的钥匙仍悬挂在美日双方之间，若非倒计时的设定，日本的外交使节或许能施展其影响力。罗斯福总统曾向他们表明，“朋友之间总留有商讨的余地”。然而，负责进行最后谈判的来栖深知，时间已不再允许。
同样地，若在表面问题上作出让步，日本将获得实际利益，但如何向那些爱国者群体解释呢？
既要追求内在的“里子”，又不能忽视外在的“面子”，最终却落得两皆空。
在战争脚步逼近之际，日本拥有多股势力本可制衡局势。然而，为何这些力量未能有效阻止这场冲突的爆发？
首先是裕仁天皇。
身为反战主义者，他甚至为此遭受了暗杀的威胁。当战争提案摆在他面前时，他那连串的质疑令在座的将军们瞠目结舌。然而，自明治维新以来，天皇从未对内阁的决策表示过异议，最终，他不得不选择退让。
其次是海军。
山本五十六坚定地站在反战的一方，然而，面对上级的命令，他却缺乏反抗的勇气。反倒是主动倡导“先发制人”的策略，在抵制错误决策的方面，他的努力远不及他在备战工作上所付出的辛劳。
在内阁会议决定开战的关键时刻，海军竟然将原本预计的年损失140万吨战舰的数据削减了50%，声称日本的造船能力足以弥补这一损失。负责人的辩解是：毕竟天皇终将行使否决权。
第三是东条英机。
他声称“反美”实为选举策略，或许并非真心，但一旦掌握大权，四面八方涌入的利好信息使他难以反驳。面对那大胆而完美的“偷袭珍珠港计划”，他敢于否定吗？否则，他可能会失去政治上的立足之地。
口号绑住了日本，也绑住了他。
第四，日本外交官。
来栖与野村等人在国际舞台上享有极高的声誉，他们对世界局势洞若观火，坚定地站在反战立场。然而，他们行事谨慎，宁可选择坐视大船沉没，也绝不愿成为最先被淹没的那一个，除非万不得已，绝不会轻易采取主动行动。
昔日日本尚存自由派人士，他们坚决反对战争，然而在朝堂之上无人支持，民间亦鲜有响应者。日本的自由派沦为了一种象征性的存在。
在大正时期，即裕仁天皇的父亲统治之下，自由派势力曾一度主导政局，营造出前所未有的自由氛围。然而，这一时期亦伴随着社会戾气的急剧上升。日本经济迅猛发展，社会各阶层发生了剧烈变动，但上层社会却相对封闭，使得大众普遍感到自身利益受到侵害。
内心积聚着不满，同时又缺少政治表达的途径，对外国的仇恨便成为了最佳的发泄出口。在教育和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，“爱国主义”思想独占鳌头，成为主流。
在这面扭曲的映照面前，日本民众面对现实中的诸多不遂人意，将指责投向了所谓的“卖国贼”，而那些崇尚西方理念的自由主义者，也成为了众矢之的。
近卫文麿，得益于自由派领袖西园寺公望的举荐而崭露头角，然而，西园寺本人险些命丧政变。随着时光流转，两人的政治立场愈发分歧，以至于关系日渐疏远，直至最终不复交集。
两人均持反战立场，然而，近卫基于对实力的深入剖析，坚信开战必将导致败局，而西园寺则立足于“万国之上，人类至上”的价值观，坚决抵制以牺牲道义准则为代价来追求国家利益的行为。
事实业已证明，西园寺展现出了非凡的远见，在“偷袭珍珠港”的决策过程中，并无任何高层人士从道义角度提出反对意见。他们无一例外地秉持着极端功利主义，缺乏道德的高度，仅因贪婪便轻易形成了邪恶的联盟。
令人深思的是，为何西园寺的自由主义理念在日本不受欢迎？这无疑与思想及文化传承有关。在《日本大败局》一书中，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悲剧并非近代东方的独有现象。
后发优势与劣势并存。
后来者通过借鉴他人的经验以降低“试错成本”，这便是所谓的“后发优势”。然而，当进入相持阶段时，往往会遭遇“后发劣势”的挑战。
一方面，若未经过试错的过程，社会便丧失了锻炼，难以平息由快速增长引发的普遍焦躁情绪。
另一方面，后起之秀往往具备鲜明的导向性，只需效仿强国的脚步即可。然而，一旦与强国并驾齐驱或超越，便可能遭遇困境。这是因为其发展并非源自内部，而是通过模仿他人而来，是在与他人的比较中取得的成就。一旦参照对象不复存在或被屏蔽，便可能迷失方向。
盲目追求与急躁情绪交织，往往导致对普世价值的忽视，沉溺于个体独特的自我认知，极易引发灾难。
民族主义裹挟社会。
万物之进化，本质上是一场持续的分化之旅。人类的发展亦然，政治与社会的分野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，亦是迈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。若一味沉溺于不分你我、混沌未开的局面，不仅会束缚整体的进步，更可能导致历史的倒退。
日本步入战争之路，中层军官扮演了关键角色。受限于制度之遮蔽，他们未能洞察全局，往往被虚幻的神话与激昂的情感所误导。与此同时，高层领导误以为通过编织神话、挑动情绪，便能团结中层力量，从而掌握更丰富的资源。
尽管生物界中时常上演着牛摇动尾巴的景象，然而在权力的舞台上，却往往是尾巴在摇动牛。
事发前无异议。
即便历史无法设想，假设来栖和野村毅然决然，无畏地向美国作出让步，那么历史走向是否会因此而有所不同呢？
事实上，不会。
在恶劣的大环境下，高层人士往往沦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以山本五十六为例，他虽反对自杀潜艇的使用，却在实战中采纳了这一策略，仅此一点便足以证明其人性尚未完全泯灭。
一个社会若缺失“忠诚的反对者”，便只会滋生出越来越多的“不忠诚的赞同者”。
开局失误易致全盘皆输。
在二战期间，日本本有机会纠正其错误，若受侵华战争的拖累而选择撤军，尽管未能如愿以偿，但至少可以避免继续付出沉重的代价。
换言之，日本国内同样是通过能力的竞争来更换东条英机的位置的。然而，随着战争局势的日益严峻，终究需要有人为此承担起责任。
因此，日本国内各派势力选择保持缄默，任由东条英机继续其行动。战后，东条英机等受国际法庭审判。各方重建日本。
审视日本昔日战败的历史，不难发现，一旦文化与体制偏离了前进的航向，社会危机便会在发展压力的累积下日益加剧，最终演变成无法挽救的局面。
即便东条英机这一代未曾出现问题，其后的世代亦难免遭遇挑战。
纵然皆为智者，却仍有可能并肩步入灾难的深渊，集体舍弃理智的指引。